在《博览群书》２００４年第８期，我读到了黄波先生的文章《唱样板戏的俞平伯》。文章为拙著《俞平伯年谱》补述了漏写的一笔，“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当年在‘五七干校’唱样板戏的一幕”，而且认为“漏写的这一笔实在重要”。
黄波先生补正的依据，是看到了俞先生当年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士杰先生撰写的回
在此，我还想顺便说一说刘士杰先生在《俞平伯先生印象记》中，出现的另一处误记。文章说：“在‘文革’中，红卫兵破四旧，把原有的街道、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‘东方红街’、‘反修胡同’等‘革命性’的名称。而不识时势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。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。红卫兵小将们说，我们破四旧，你倒在复四旧，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！”这段话告诉我们：俞先生是在红卫兵破四旧、为街道胡同改了革命性的名称后，“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”。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“文革”一开始，俞平伯就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，每天接受改造，随时接受批判、批斗、游街，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。更何况红卫兵破四旧时，俞平伯自己也在经历着被抄家的劫难，并被迫由居住了数十年的四合院搬出，住进了跨院的两间小屋子里。此时此刻，他哪里有心情、有时间、有条件去“针锋相对”地写“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”呢！
据我所知，俞平伯先生确曾写过一篇考证北京胡同的读书札记，而不是一本书，题目为《“铁狮子胡同”与“田家铁狮”》，发表在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４日《光明日报》。文章谈了相传北京安定门内张自忠路的“铁狮子胡同”是因明代田弘遇故宅的“铁狮”而得名。俞平伯从谈迁的《北游录》一书中得知，田氏故宅原在北京西城，与“铁狮子胡同”不相关。况且，在田氏故宅之前，即明代中世，北京已有了“铁狮子胡同”之名，可见此名的由来与“田家铁狮”毫无关系，只是后人传讹，才误合为一。在俞先生的这篇读书札记发表四年之后，红卫兵才破四旧，为街道胡同改名，可知俞平伯无论如何“不识时势”，也不可能与当时的红卫兵“针锋相对”地干。由此可见，“印象”被错位剪辑的事情是很难避免的。即使是我们自己亲历的往事，忆述出来也常会出现失误，更何况一般的同事、朋友呢！
读书可以使我们增长知识，可以帮我们排疑解惑，也可以教我们如何处事做人。然而，读书也有给我们增添疑惑的时候，比如阅读人物传记等回忆性的作品，就常常因为追忆史实失当，让人感到真假难辨，莫衷一是。上述所举记忆失误的事例，就说明了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，尤其是在没有原始客观的文字记载的情况下，仅靠记忆去回想数十年前的事情，不出现失误倒是不可思议的。张中行先生在与读者谈他写的回忆录《流年碎影》时，说：“书写完后，我的女儿说有一处把她上中学写成了上小学，说明我也有记错的地方。后一部分可能好一些，因为有日记。”（见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６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）鉴于此，我们不想去苛责作者，只想通过自己广泛的阅读，使自己所关心的史实能够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比较和参照，从中考查出是非、真伪、虚实，分析出作品是否实事求是，是否真实可信。这样读书，对我们来说，不也是一种乐趣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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